编者按
范用先生是著名出版家，他爱读书、爱编书，也喜欢结交作者朋友。20世纪80年代范用动员罗孚以“柳苏”的笔名，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。他这种“为书籍的一生”、见到好书稿就想出版的精神，在罗孚日记、罗孚回忆文字和相关通信中有很多记述。作者高林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此文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范用。我们选择在范用逝世十周年的今天推送，也是对这位《读书》杂志创始人的纪念。
文 | 高林
（《读书》2020年9月新刊）
罗孚在他的代表作《北京十年》中记述了他在北京居住期间经历的许多人和事，其中范用是出现比较多的人物。书中说到当时北京知识界有三个人“什么都敢”，范用就是其中那个“什么书都敢出”的人。后来，罗孚回忆起“什么书都敢出”这句话时说，这当然有些夸张，不可能做什么事情都无所顾忌。日久深思，觉得描述范用，更为适合的，应该是“什么书都想出”。《北京十年》，罗孚著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（来源：cul.qq.com）罗孚曾说过，范用看人看事，都像是在读书，都是在谋划出书。他把接触到的人和事都当成一本书，每见一个人、接触一件事，都会千方百计地琢磨这个人能写出什么书，这件事能写成什么书，他们能和出版什么书有关系。这大概是范用不同于其他出版家的地方吧。一九八二年，罗孚经历了一大变故。一九八三年六月底，他来到北京海淀双榆树住下，虽没有明确的自由限制，但他还是决定让自己安静下来。作为一个文人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够写一点东西，但写点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好。他以往的写作主要是社评和散文、杂文，都是因时有感而发，有些还是奉命之作。现在赋闲了，写点什么好呢？他在给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信中说：“由于天热，人事上今昔有异，我不想多走动，只是闭门思想，闭户读书，准备写作——此是后话。”（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）罗孚来京以后，首先要找的是老朋友聂绀弩。但他手边没有了聂绀弩的地址，只好先到三联书店来找经聂绀弩介绍认识的朋友周健强。给周健强写信的几天后，罗孚夫妇在朝内大街166号大楼里遇到了范用。二〇一〇年冬天，罗孚夫妇在北京见到范里和范又，罗夫人吴秀圣说，当时范用那一句“老罗，你住哪里？住哪里？我一直在找你，找得好苦！”我们现在还记着，罗孚则早已老泪纵横。这次相遇，对罗孚的影响至深。我国著名出版家范用（1923-2010，来源：sohu.com）范用和罗孚相遇后，当即在楼下餐馆请客。坐下不久，范用就说了一句大出罗孚意外的话：老罗，你给三联书店写书吧。接着就讨论写什么书，在座的周健强说，写一本介绍香港的书吧。范用立即说，对，香港交回中国是迟早的事，可我们这里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香港，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，写这本书的人，我找了很久，今天终于知道，你是最适合的人。当时距离《中英联合声明》签订还有一年多，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范用作为出版家的眼光。接着，范用又说，为什么你最合适，是因为你能写出香港的风物和文化，不会写成教科书。要按老罗你擅长的风格写成散文，最好有香港报纸专栏的那种杂文味道。要一事一说，独立成篇，这样最好读。最后，范用说，你回家就开始写吧，我会经常给你送些参考资料，但你可别被这些资料左右。其实这本书写起来也不容易，对于这个题目，罗孚可以说事先毫无准备，把一些许多年来熟视无睹的事物结合起来，提炼出来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构思和查阅资料，以及各种必要的适应，花去了大量的时间。罗孚回忆说：“那些短文是想到一篇写一篇，没有通盘的计划。书是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动笔的，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，八五年秋天才写完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。”（《北京十年》）香港资深报人罗孚（1921-2014，此照片摄于2011年）
这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《香港，香港……》。书写好了，罗孚当时还有一些权利没有恢复，范用先把这本书介绍到香港的中资出版机构“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”出版，待恢复后很快就出了国内版。范用当然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，但书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他策划和安排的。他邀请擅长风物写生的香港画家江启明画了几十幅插图，又亲手做了全书的装帧设计。罗孚说：“范用有装帧癖，爱设计封面，署名叶雨的就是他。”（《北京十年》）书名原来是“香港？香港！”有一点给读者解答疑惑的意思。范用看后，当即建议修改成了“香港，香港……”一个转折和省略，道出了香港文化的包容和无限，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。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“九七”回归已定，据说，这本书还成了许多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人的必读书。一九八六年十二月，范用拿到样书后，即给曾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夏衍送去一本。夏衍体会到了其中的另一番良苦，他回信说：“给罗孚出了书，是一件好事，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，历史常常会捉弄人，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，我所认识的朋友中，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，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，发挥他们的余热，应该说是‘古道可风’，甚佩。”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）罗孚与范用在朝内大街166号见面之后几天，范用又托周健强给罗孚送书。罗孚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告以收到《读书》第七期，她看信封字迹，知系范用所寄，并云范曾表示，他日当来我处‘探监’。”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）一九八三年七月号《读书》是罗孚在北京读到的第一本《读书》，见过范用，他大概可以想到，不久以后他就可能成为《读书》的作者。一九八〇年范用去香港访问时，在蓝真召集的聚会中，这两位相互“久仰大名”的朋友一见如故。两位同样爱书的人，对读书和出书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似的兴趣。罗孚在香港编辑并出版的聂绀弩诗集《三草》，也使范用感佩不已。此后，范用每个月给罗孚寄去十本《读书》，两年后逐渐增加到二十五本。在香港担任《新晚报》总编辑的罗孚，实际上就成了《读书》在香港的又一个“中转站”，罗孚把这些杂志转赠给金尧如、李侠文、陈凡、陈文统等同事，还送给徐复观、牟润孙、舒巷城、查良镛、卜少夫、陆铿、胡菊人、关朝翔、戴天等朋友。范用除了关心这些人对《读书》的反馈意见，似乎还更多地关心这些人能写什么书，哪些书能够拿过来出版。不到一个月，范用又和罗孚第二次见面，他又给罗孚交代了一项新“任务”。“上午陪秀圣去民航买返程机票，……同去人民出版社，访周健强，已外出。邂逅范用，小坐一番，商量霜崖书话事。”（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）叶灵凤（1905-1975，来源：sohu.com）
霜崖，是叶灵凤的号。罗孚和叶灵凤交往二十多年，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。范用的眼光是独到的，叶灵凤对书的评论和研究，为许多人所推崇。整理和编辑叶灵凤的著作，这也正中罗孚的下怀。以后，范用就持续给罗孚寄来有关叶灵凤的资料，并不时提出自己对叶灵凤著作的编辑构思。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，他给罗孚写信，“从香港带来那大包霜崖简报，拟在稍加整理后送上。看来只能以已出的集子为基础，补充一些另编一书”。一天以后，范用浏览了这些资料，马上又给罗孚写信：
承勋兄：
星期天在家将叶翁的几本集子翻看了一遍，觉得可即以“读书随笔”为书名，集《读书随笔》《文艺随笔》《北窗读书录》《晚晴杂记》为一书，约有廿五万字，不算少。现打印了一份编目，请酌。删去的几篇多半与性有关，是大忌。有几行现在不适宜再印的话，也作了删节。
由香港带来的两大包剪报，暇时当淘汰一遍，如有可以编入者，即附在《晚晴杂记》之后，或另成一辑：《霜红室随笔》。先送上四本集子，请先看起来，剪报随后陆续送上。
将来用复印件发排，这四本书还要保存，因此请以铅笔在书上批注或删节。
中敏来信说，请夏公写一序，能否办到，不知道。但编后须请我兄撰写，不仅谈作品，而且介绍叶翁之晚年。用一笔名，行文来点魔障法，如有必要，由弟冒名顶替一下也可。
又选了几幅比亚兹莱的画，似可作封面或每辑之插页。
即颂日安范用三、廿六
在范用的鼓励和“督促”下，罗孚开始研究叶灵凤。他的日记里频繁出现“读叶灵凤小品”“翻检叶灵凤文字”“赶编完叶灵凤选集”“范携叶灵凤书十余本来”等字样。一九八七年，罗孚终于编成了叶灵凤的《读书随笔》三册，其中三篇“前记”，分别署名为“丝苇”“沈慰”“宗兰”，都是罗孚一人所写。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，“送来叶灵凤《读书随笔》上中下三册，盼之久矣”。《读书随笔》，叶灵凤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叶灵凤的另一类主要作品，是有关香港历史地理的考证和研究。范用认为，这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香港史，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，《读书随笔》的同时，又有了“香港掌故”。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，“上午去范用处，……云香港中华有意出叶灵凤谈港澳掌故文章”。又经过两年多，“香港掌故”也编好了。罗孚在给香港中华书局编辑钟洁雄的信中说：“受范用兄的委托，我整理了叶灵凤先生遗留下来的有关香港掌故的文章。全部约五十八万字，编为四册。”“《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》是上海书局出版的，在港要找原书，应比北京容易。手边这一本是范用兄的藏书，就不再送上了。”“全书总名‘叶灵凤·香港掌故集’如何？”罗孚在北京期间做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，就是在《读书》用笔名“柳苏”连篇撰文，以介绍香港作家为主。这些文章从一九八八年一期到一九九二年十期，共二十一篇。一九九三年，这些文章经补充汇编成《香港文坛剪影》，作为“读书文丛”之一出版。
《香港，香港……》，柳苏（罗孚）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在《读书》的鼎盛期，柳苏“横空出世”，在许多读者看来是颇有些“惊艳”的。《侠影下的梁羽生》《金色的金庸》《无人不道小思贤》《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》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《你一定要看董桥》。《香港文坛剪影》港版《南斗文星高》出版后，同样在海外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有记者来问罗孚，你当年是怎么开始给《读书》写香港作家的？罗孚回答说，是和一两位朋友有关吧，我准备过好长时间……但有些事情他当时没说。
《香港文坛剪影》，柳苏（罗孚）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，范用的亲家、当时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许觉民找到范用，希望为正在编纂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卷》“港澳文学”条目推荐撰稿人，范用当即推荐了罗孚，并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孚。罗孚闻讯当然很兴奋，他在香港文学界沉浸多年，工作需要加自身爱好，使他对香港作家了如指掌，同时也饱含情感。他当即给范用回信：
范兄：
听周健强说，你曾有信寄我，但迄未收到；又听她说，你写信是希望我提几个香港作家的名字，供百科全书编写什么条目作参考。我写了一批名字让她转交，想已收到。
事后想想，那些名字提得太多了，“百科”不需要那许多，其中不少也还不可能上“百科”，除非来日有佳作，那是后话了。因此，这里再浓缩一下，取其“精华”（精华也是相对而言，就香港而言）。
老作家，还是李辉英一人。
已故作家，有些可加上老字，有些还不够老（这是就我的眼光而言，在后生小子看来，当然都够老了）。在叶灵凤、曹聚仁、徐訏、徐速之外，我忘了老朋友、老同事唐人（即阮朗），真是疏忽可惊！对他的作品尽管仁智之见各殊，但《金陵春梦》总是影响很大的通俗文学作品，而唐人则是许多人所知的名作家。我以为同是笔名，应以唐人为主，而阮朗为副，这也是为了《春梦》之故。
此外，刘以鬯、舒巷城、何达、金依、西西、小思、戴天、亦舒、古苍梧、蒋芸、林燕妮、黄俊东、董桥、胡菊人、黄思骋、林以亮、张君默、何紫、陈凡（即早年写新体诗的周为）、黄蒙田、夏果、吴其敏都是需要列进去的。
我又忘了一个不可少的人，高旅。他是小说《杜秋娘》等的作者，你们三联好像也要替他出一本集子，是吧？
彦火、李怡、双翼等人，你斟酌吧。
余光中、施叔青如不算台湾作家，当然就应列进。
叶维廉是澳门长大的，还有郑树森（比较文学、中大教授）也是香港长大的，两人却又常在美国。
林年同又如何呢？
我认为不应排除武侠小说作者，而在一切作者中，金庸、梁羽生的影响属于最大之列，如不说最大。还有倪匡的科幻小说（登在《明报》，笔名我忘了），读者也多。
匆匆，再供参考。祝新春如意！
史林安
八四，二，一五
谢谢《文摘》《读书》之赐赠。
范用很快把这封信和名单转给了许觉民。许觉民二月二十一日回信说：“大百科‘港澳文学’条，承罗公慨诺撰写，不胜感激。我们对港澳文学历史和现状却一团漆黑，所以选何人（有影响的）均请作者酌定。条目是概述条，史和现状，以现状（解放后）为主，随附样稿一份，仅供参考。该条目希不超过四千字（中条），三千字上下也可以。望向罗公致意，以后有机会当去拜访他。”文学评论家许觉民（1921-2006，来源：baike.baidu.com）
三月二日，范用再次写信给罗孚：“觉老来信说接到了您的信，因不详通信地址，嘱我转达，致意。晚见福建《海峡》杂志刊有一文介绍四十年来香港文学活动，写的很差，可斟酌之处太多，特复印一份供您参考。”罗孚很快写了一份初稿，寄给范用。三月二十五日范用回信：“转上许兄一笺，他很感谢您的鼎助。他说，在他们所里（文学研究所），于海外文坛，至今漆黑一团，心中无数，盖长期闭关自大之结果也。”许觉民在给罗孚的信中说：“来示并港澳文学条目稿均收读，写得极好。不想阁下对港澳作家之详情历历如数家珍，至为感佩。条目稿已交该分支主编王瑶先生、朱寨先生，倘有更动，必将意见再就教于阁下。该稿日内先打印若干份，印就后即寄奉。所示‘不必张扬此事’，当尊示办理，即在分支主编方面，我也不张扬，只说托一熟悉港澳文学的友人所写。将来印出，再酌情署一笔名处理，此点可请释怀。”以后，罗孚和许觉民也成了相熟的好朋友，他又陆续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写了一些香港作家的条目。就在他静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出版的时候，“意外”发生了。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“在国谊意外买得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卷》，更意外者，写香港文学部分全未采用，所刊为他人所写”。以后，范用和许觉民都没有向罗孚解释过这个“意外”。对罗孚而言，这个“意外”比起他生平中遇到的其他“意外”，也许并不算什么。范用显然没有忽略这个“意外”。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一天，范用见到罗孚，有些伤感地说，上面动员我申请离休，我有许多事情放不下。转而又颇为郑重其事地说，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一定不要停下来，《读书》需要，首发《读书》，你要安心写下去。那几年，也正是他们这个“朋友圈”活跃期，他们见面很多，饭局和各种活动不断，范用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催问写香港作家文章的事情，还不断提各种相关的建议。一次聚会中，大家传看一本香港杂志，内有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访谈，文中说“新闻标题应炯炯有神”，范用马上对罗孚说，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也要在标题上取胜，介绍内地读者不熟悉的香港作家，没有别的铺垫，先用标题吸引着读者，再让他们认真读下去。 范用所著第一本书《我爱穆源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）及扉页范用漫画像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罗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：“此君退了就实在可惜！他是能做许多事情的，也特别想做许多事情。”多年以后，罗孚回到香港，他又说：“我用‘柳苏’这笔名在《读书》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谈香港作家的文字，在知识分子，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当中，引起了一些人注意。组织我写这些稿件的人，又是范用。”范用出了很多书，读了很多书，藏了很多书，设计了很多书，也点评了很多书，但他本人更像一本书，一本让人看了就不想放下的书。罗孚曾用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来比喻范用和自己：“我原来不是去找他的，他却主动找上了我，为我开辟了一条条写稿的路，造就了一个柳苏。我是无心插柳，他也是无心插柳，结果是柳成荫了。这里是借用一个成语，不是自吹，应该说是柳是插了，活了，长了点叶子，成荫就谈不到了。”但是，范用确实是“有心”的。《为书籍的一生》，[俄]绥青著，叶冬心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一九六三年，范用在编辑俄国人绥青的回忆录时，把原书名改成了“为书籍的一生”，其实这何尝说的不是他自己。也只有对“书”有深刻的热爱、理解和感悟，才能改得出这样的书名。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出书，都在思考怎样出一本好书，而且不停地“插柳成荫”，全身心投入，心无旁骛，这不能不说是范用留给三联书店乃至后辈出版人的一份遗产。“什么书都想出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*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